由于众多史料中一提到“普洱茶”，就必然连带着“古六大茶山” “古六大茶山”与“普洱茶”之间自古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。因而，欲论“普洱茶”，往往就得先谈“古六大茶山”。

 “普洱茶”初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（公元1620年）谢肇淛的《滇略》中是“普茶”，至明代方以智所撰的《物理小识》中才出现完整的“普洱茶”一词。

据清代张泓《滇南新语》中“滇茶有数种。盛行者曰木邦、曰普洱。木邦叶粗味涩，亦作团，冒普茗名，以愚外贩。因其地相近也。而味自劣。”和雪雨的《鸿泥杂志》中“普洱有六茶山，为攸乐、为革登、为倚邦、为莽枝、为蛮砖、为曼撒。其中惟倚邦、蛮砖者味较胜。若云南府所出之太华茶，大理府所出之感通茶，徒耳其名，未尝见也。”等记载，由于大理、下关、林沧一带的茶叶之滋味、气味和酽度都与“普洱茶”相差甚远，而且这些范围的茶叶并不在当年以普洱为茶贸集市的范围，因而将它们列为另类，亦即下关（大理）茶区之茶原先不属于“普洱茶”范围。是现代的茶文化书籍《普洱茶寻源》等的作者，因其茶性与原“普洱茶”相似，才将它列入其中的。

  据唐代《蛮书》载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，无采造法。”南宋李石的《续博物志》也载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采无时，杂椒姜烹而饮之。”清代檀萃的 《滇海虞衡志》载：“普洱古属银生府，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。”可见,“普洱茶”产于唐代银生城辖区的“普洱”方向。

  据清代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中“所谓普洱茶者，非普洱府界茶叶内所产，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。”和段永源的《信征别集》中“其山川深厚，故茶味浓而佳，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，而归其美名于普洱府。其实普洱之茶，皆思茅所产也。”等记载，云南“普洱茶”原产地也并非今普洱辖区，而是清代“思茅厅”的辖区方向。只因“普洱府”管辖“思茅厅”，况且“普洱”是当年该范围的茶叶集散地而冠以其名。

  再据清代倪蛻《滇云历年志》中“茶山之于思茅，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。”的记载、雪雨的《鸿泥杂志》中“普洱有六茶山，为攸乐、为革登、为倚邦、为莽枝、为蛮砖、为曼撒。” 的记载、赵学敏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“普洱茶产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六茶山。”的记载、清代赵学敏公元1765年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所载的《南诏备考》内“普洱茶产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六大茶山” 的记载、清师范公元1807年《滇系》中“普洱府茶产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六茶山。”与“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，曰攸乐（即今同知治所）…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枝、二百六十里曰革登、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、三百四十里曰蛮砖、五百二十里曰曼撒”的记载、清檀萃公元1799年《滇海虞衡志》中“普茶名重于天下，出普洱所属六大茶山，一曰攸乐、二曰莽枝、三曰革登、四曰倚邦、五曰蛮砖、六曰曼撒。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。”的记载、和清雪渔公元1826年《鸿泥杂志》中“普洱有六茶山，为攸乐、为莽枝、为革登、为倚邦、为蛮砖、为曼撒” 的记载、还有据江应梁的《傣族史》中“清雍正时改流，将十二版纳之六大茶山----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划归普洱府，因而西双版纳所产之茶，便都称为普洱茶。”等众多史料的记载，云南“普洱茶”原产地还不在今思茅范围，而是今西双版纳境内的“古六大茶山”范围。亦即真正的所有“普洱茶”产地的老祖宗还是今西双版纳境内的“古六大茶山”。就是《思茅厅采访》和《普洱茶记》所载的“架布”、“嶍崆”、“易武”三地也全在今西双版纳境内的“古六大茶山”范围内。这里存活有第三纪的梭罗树、苏铁等原生植物说明，它未受“第四纪冰川运动”的影响而曾存活有原生茶树群。

  又据江应梁的《傣族史》中“茶市有江内江外两区,江内以易武为中心；江外以勐海为中心。江内以制造圆饼茶为主，即一般所谓普洱茶。江外以制造藏庄紧茶及砖茶为主”的记载，连勐海茶区之茶原先还不属于“一般所谓普洱茶”。是江应梁的《傣族史》才将它列入其中的。

  不过，普洱、思茅、尤其勐海之茶与原先的“普洱茶”相近，而且属于当年以普洱为茶贸集市的范围，因而将它们列入其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师范大学教授邓时海先生所著的《普洱茶》一书中“普洱府产茶之说”部分，引用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思茅分会普洱小组编撰的《再论普洱茶的光辉历史》中清代“普洱辖思茅，思茅又辖六版纳，当时六大茶山正在澜沧江以内的勐腊、江城一带，普洱府是当时边关之，政治文化的中心，商品经济很大的集散地，其茶的命名，自然只能用普洱。再说普洱本地方同样生长着茶叶，普洱勐先小板山的茶王树威镇海内外。普洱茶自身的味道气性、质量方面早已优于六大茶山之茶。试想在封建王朝的古普洱一带，若没有商品的比赛，没王树的存在，没有普洱府的管辖，普洱茶能名重于天下么？”和清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中“又从《贡茶册》可悉，每年进贡之茶，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，动支银千两”之大数目的记载以及 《西山碑考》中“已被历代皇帝视为异珍，称为诸茶之首，众茶之冠。”的“贡山茶”“产于普洱府内”之理由，断定清代“普洱茶”内有普洱本地土产之茶，以此来推翻清代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中“所谓普洱茶者，非普洱府界内所产，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。”和段永源的《信征别集》中“其实普洱之茶，皆思茅所产也。”等记载。然而，笔者发现其定论及其依据有很大的漏洞。

  首先，谁也没有否定清代“普洱茶”内有过普洱本地土产之茶，但清王朝执政二百多年，普洱本地何时开始种茶，何时初具规模，必有年代起始。如果早在清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阮福《普洱茶记》记载“所谓普洱茶者，非普洱府界内所产，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。”之前，或同治六年（公元1867年）段永源的《信征别集》记载“其实普洱之茶，皆思茅所产也。”，普洱本地的土产之茶就初具规模，那么其茶林离当时的政治、经济中心普洱近，而思茅厅所辖的“古六大茶山”离普洱远，必将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而优先记载普洱勐先，但众史家为何都不约而同地一致记载了离普洱府更远的“古六大茶山”而不记载离普洱府更近的勐先呢？这说明直到清同治六年，普洱虽有本地的土产之茶，但还很少，尚未初具规模。至于“威镇海内外”的“普洱勐先小板山的茶王树”，就算上述史料记载时它已存在，它也不能说明该地土产之茶早已初具规模。再说，不可能因为曾祖父先逝消失了，其曾孙古稀而建在，就认定其曾孙与其祖父同龄，更不能说曾祖父还小于其曾孙。而所谓“产于普洱府内”“被历代皇帝视为异珍，称为诸茶之首，众茶之冠”的“贡山茶”原料也未必就是普洱本地的土产之茶。因为“府地”之人收购“古六大茶山”很好的茶而加工于普洱府驻地者，也可说其“产于普洱府内”。那《贡茶册》所列出的“每年进贡之茶”需要“动支银千两”更不能说明“普洱茶”内定有普洱本地的土产之茶。因为檀萃早在公元1799年的《滇海虞衡志》就有“普茶名重于天下，出普洱所属六大茶山，一曰攸乐、二曰莽枝、三曰革登、四曰倚邦、五曰蛮砖、六曰曼撒。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。”的记载。即使普洱本地没有一尖土产之茶，这“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”规模的“古六大茶山”足以承担“动支银千两”的“每年进贡之茶”总量。《再论普洱茶的光辉历史》中反问：“没有普洱府的管辖，普洱茶能名重于天下么？”那笔者也要反问：“若没有六大茶山茶叶的‘名重于天下’，会引来欺侮莽枝茶山麻布朋之妻的江西商人而发生麻布朋*事件？若不是发生麻布朋*事件而引起清政府的改土归流，会有‘普洱府’么？”并不是预先有了“普洱府”，“六大茶山”茶叶才“名重于天下”；而是因为“六大茶山”茶叶“名重于天下”，才后有“普洱府”。其次，《再论普洱茶的光辉历史》中所谓“当时六大茶山正在澜沧江以内的勐腊、江城一带”之说明显失实。再者，邓先生一边把由产于倚邦茶山的小叶茶加工成的“人头贡茶”称为“普洱茶太上皇”；一边又说“银生城的茶应是云南大叶茶种，因为大叶茶种是云南的原始茶种，也就是普洱茶。”以致使“普洱茶”原料概念含混不清。其实，凡是“古六大茶山”之茶，无论大叶茶还是小叶茶，都应同等地属于 “普洱茶”，这是几多年来的既成事实，谁都无权篡改祖先创下的真实历史。

综上所论，真正的“普洱茶”各产地的“祖宗”还是今西双版纳的“古六大茶山”，其它茶叶产地都只是其原产地“古六大茶山”的“子孙”。只因当初“普洱府”辖“思茅厅”；“思茅厅”又辖“古六大茶山”，而且“普洱”是明清时期该范围的茶贸中心而冠以其名。